——亚夫
商务部统计最新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突破4万亿美元，有望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这也是中国既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贸易大国、第一大制造业大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以及第二大进口大国之后的又一重大突破。
从体量规模角度衡量，中国今天取得的成绩确实令人艳羡，但是，如果我们从结构的角度，去更深层次的触及数字面纱背后全球价值链的真实现状，也许得出的这个结论就不会陷于盲目乐观，而是发人深省了。
近十多年来，国际社会形成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全球价值链分工”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最终产品经过两个或两个以上连续阶段的生产；二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参与生产过程并在不同阶段实现价值增值；三是至少有一个国家在其生产过程中使用进口投入品。
依据原产地原则进行的传统总量贸易统计至少存在两个弊端：第一，由于大量中间品贸易的存在，统计跨境总量贸易而非净增加值会产生大量重复计算；第二，由于没有反映出产品在生产环节上的流动，所以双边贸易统计中包含了他国或地区中间投入品价值。在此情况下，中国作为“贸易大国”常常是让别人拿了厚利，而自己承担了别人的麻烦和摩擦。这种情况需要改变。
张茉楠
全球价值链主导全球贸易格局深层次改变
在产品的全球化生产尚未发展前，国与国之间贸易以一般贸易为主，流出一国的商品完全由该国生产，通关统计的进、出口不仅完全反映了该国的贸易总额，还能如实计算各国的贸易顺差。然而，20 世纪90 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各国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产品的生产链也被最大限度地进行细分，出口品价值由不同生产模块上的不同国家组成，这直接导致以国家为单位的传统通关统计无法正确反映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价值分配与价值流向。
近十多年来，国际分工越来越表现为相同产业不同产品之间和相同产品内不同工序、不同增值环节之间的多层次分工。国际分工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逐渐由产业间分工发展为产业内分工，进而演进为产品内分工为主的国际分工体系。以产品内部分工为基础的中间投入品贸易称为产品内贸易，从而形成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全球价值链分工”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最终产品经过两个或两个以上连续阶段的生产；二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参与生产过程并在不同阶段实现价值增值；三是至少有一个国家在其生产过程中使用进口投入品。
传统统计难以反映全球真实贸易状况
面对全球价值链主导贸易新格局的大背景下，依据原产地原则进行的传统总量贸易统计至少存在两个弊端：第一，由于大量中间品贸易的存在，统计跨境总量贸易而非净增加值会产生大量重复计算；第二，由于没有反映出产品在生产环节上的流动，所以双边贸易统计中包含了他国中间投入品价值。如在“三角贸易”模式中，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中就包含了大量从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进口的中间投入品，迫切需要新的国际贸易统计方法。
因此，一种能够真实反映全球贸易运行和贸易秩序的全新核算方法——贸易增加值（Trade in Value Added）统计正在越来越受到关注。由于基于全球价值链的附加值统计方法是在统计各国价值贡献的时候，扣除了传统通关统计中折返增加值，避免了重复计算，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各国在全球贸易中的状况（某国在相应环节为某货物增加价值称为本国附加值，各国出口货物中由上游其他国家提供的附加值则成为外国附加值）。这样，每个国家（地区）出口货物中本国附加值和外国附加值的比例就反映了该国（地区）的贸易获益率。
在国际贸易组织的大力推动和倡导下，2011年以来主要权威国际机构纷纷发布了基于贸易增加值统计的相关研究报告，如2011年WTO和日本IDE-JETRO发布的《贸易模式和东亚的全球价值链：从货物贸易到任务贸易》报告、2013年1月16日经合组织(OECD）和WTO推出的全球附加值贸易统计初版数据库报告、2013年2月27日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发布的《全球价值链和发展：全球经济中的投资和附加值贸易》等，引发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使得人们对全球经济失衡有了重新的认识。
根据WTO和IDE-JETRO（2011）报告，以增加值贸易方法测算，中美贸易顺差在2000年、2005年和2008年三个年份相比传统统计方式计算出的顺差额要缩小20-27%，如果考虑到加工贸易因素，贸易失衡的程度更是会减少40%以上，甚至在2005年达到了53%的缩减规模，可见，全球失衡的状况并没有全值统计那么严重。
贸易增加值统计还原中国的贸易统计幻觉
1.全球大约有5万亿美元被重复计算
一国的出口产品中，不仅包括国内增加值，也包括国外增加值。国内增加值指一国的出口产品中所包含的本国增加值，这部分增加值由本国生产出口至其他国家或者被折返回本国。UNCTAD（2013）报告显示，全球出口中约有28%是进口国仅仅为了将其作为生产某种出口商品或服务的中间产品而进口，在2010年19万亿美元的全球出口中，约有5万亿美元重复核算，而这对于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以加工贸易和中间品贸易为主的贸易模式，这种重复计算和虚增的成分更大。
在全球价值链上，美国主要以其掌握的核心技术专业化生产高附加值部分，而中国由于长期以来高技术研发能力不足，主要以其丰裕的劳动力承接产品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部分。这样的分工决定了中国势必进口大量中间投入品；而美国主要是以跨国公司为主体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和销售，表面上大多表现为中间产品的跨境出口，事实上是国内生产在世界范围内的布局和延续。
2.中国制造业出口超过1/4的增加值非本国创造
垂直专业化分工在中国的迅猛发展始于上世纪90年代，以加工贸易持续快速增长为标志，中间品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也随之大幅上升。加入WTO的十多年来，中间品货物贸易量的年均增速明显高于消费品和资本品。中国的中间品贸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使用本国的廉价资源和劳动力禀赋, 生产层次较低的中间投入品再输往国外；二是从国外进口中间投入品, 利用本国的劳动力禀赋对其进行加工和组装, 生产成最终产品或中间品后出口到国外（即加工贸易），加工贸易已经成为中国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主导模式。
目前，中国加工贸易出口占总出口的四成左右。中国在工业制成品加工组装环节仍具有相对比较优势，是全球最大的工业品生产国和出口国，美国、欧盟等是最主要的终端消费市场。由于大量劳动密集型加工组装环节由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转移至中国内地，这些国家和地区原来对美、欧的顺差也转移至中国内地。这种转移可以通过复进口来体现，即“货物出口后再进口至该国”。
通过对中国出口加工区考察发现，由于中国香港的物流和基础设施能力先进，产品经过中国香港运输成本低廉且节省时间。出口加工区出口产品可以享受出口退税，中间货物进口用于加工，加工后也可以享受优惠税收出口。中国是迄今世界上主要的复进口国。中国的复进口自2000年来已经增长超过12倍，复进口正成为中国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失衡的成分被严重夸大。
根据我们利用投入产出模型测算，在出口部门中，含国外增加值比重较高的部门集中在制造业，其产品出口中国外增加值的平均比重为26.3%，即主要制造业部门的出口超过1/4的增加值非中国本国创造。如果以贸易增加值统计方法计算的中美贸易顺差将缩水36%左右，中欧贸易顺差、中印等双边贸易顺差也将大幅下降，中日贸易逆差则进一步扩大。
3.中国连续数年成为全球贸易保护和贸易摩擦重灾区
更为严峻的是，虚胖的贸易规模非但没有给中国带来利益分配的增长，反而加剧了中国与贸易伙伴的摩擦，而中美贸易摩擦尤为明显。改革开放以来，除个别年份外，海关统计的我国贸易顺差逐年扩大，从1995年的167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峰值的2981亿美元。此后，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贸易顺差有所回落，中国2013年贸易顺差2597亿美元。
2011若以经常性账户顺差占GDP的比重作为“失衡”程度的衡量指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World Economic Outlook, WEO 2011ed），中国经常性账户失衡占全球失衡的份额已从2003年的6.8%，上升到2008年峰值时的24.3%，2009年为24.1%，2010年回落至19.9%，全球失衡的1/5来自中国，汇率摩擦、贸易摩擦等由此产生。截至2013年，已有22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94起贸易救济调查，同比增长22%，其中反倾销58起，反补贴3起，双反15起，保障措施18起。中国依旧是贸易摩擦重灾区，在全球遭遇贸易摩擦案件最多,增幅较高。
东亚“三角贸易”对中国意义重大
为了进一步分析，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以及贸易分配状况，我们对亚洲价值链，特别是东亚价值链进一步深入分析。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东亚区域内贸易的增长速度几乎是世界贸易的两倍, 而且远远超过了北美自由贸易区( NAFTA) 和欧盟( EU) 区域内贸易的增长速度。亚洲价值链（尤其是东亚价值链）是全球贸易循环中最为关键的链条之一。亚洲各经济体并没有专攻生产某些种类的成品，而是越来越多的专注于产品生产的某个环节，并与其他亚洲经济体形成垂直专业化分工。
数据显示，过去10年中亚洲对欧美出口所占比重明显下降，区内贸易比重大幅上升，东亚区内贸易额中60～65%为中间产品贸易——在东亚国际产业链中，日本、韩国等将中国作为生产链的终端，中国则需要从东亚较发达经济体进口半成品和高技术零部件，同时从东盟进口能源矿产等大宗品，然后将制成品销往欧美发达国家。中国在东亚区域内贸易爆发式增长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使区域内贸易流向发生了显著变化。东亚与中国之间贸易的重要性显著上升, 中国已经成为东亚区域内贸易增长的中心, 大大地改变区域内贸易流向，表现为以下突出特征：
一是贸易流先从原来以日本为中心逐步向中国转移。数据显示，1995-2005年间，中国成为区域内其他地区出口增长的主要目的国，几乎所有国家对日本的出口比重都下降了。这些都表明亚洲贸易流向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和中国崛起的影响下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贸易流向从原来的以日本为中心逐渐向中国转移。
二是中国取代日韩成为欧美的主要进口来源地。东亚“三角贸易模式” 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取代日韩成为欧美的主要进口来源地。研究数据显示，欧美从中国进口占其总进口的份额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而从日韩进口占其总进口的份额则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从2002年开始，欧美从中国进口的份额超过日本；从2005年开始，中国已经取代了日韩成为欧美的主要进口来源地。
三是中国出口中由别国（地区）提供的中间品价值主要来源于亚洲国家和地区，而且比较集中，这些经济体所提供的中间品构成了中国在国际生产分工中的亚洲供应链。入世以来，中国出口额中亚洲国家（地区）所提供的中间品价值比重大幅提升，其中日本占比最高，其次为中国台湾、韩国、中国香港等，亚洲四小龙的总占比达到亚洲国家（地区）占比的一半。而来源于美欧等发达地区提供的中间品价值却较小，这意味着中国加工贸易“来料”的基地具有明显的地域性，那就是东亚国家（地区），具体来看主要是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加强与东亚贸易联系，提上在亚洲价值链的主导地位意义更加重大。
如何提升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水平
未来十年全球产业竞争将是价值链上的竞争，价值链竞争决定中国制造业乃至产业竞争力和未来经济的前途与命运。面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浪潮，以及国内传统比较优势流失等多种挑战，中国必须建立起新的竞争优势，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推动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全面升级。
1.积极延长国内价值链，提升加工贸易参与国际分工水平
由于我国加工贸易的零部件和原材料过度依赖进口，形成了研发和营销“两头在外”的模式，再加上加工贸易国内价值链过短，对配套产业的带动作用不足。因此，需要进一步调整加工贸易的方式结构，加快搭建和延长国内价值链。
首先，尽快提高加工贸易料件的本地化率，加快提升零部件、原材料在加工贸易中从上游生产企业向下游企业的传递速度和水平，提高加工贸易与国内原有产业的结合度。
其次，参与加工贸易的企业应加强自身优势的培育，使跨国公司将更多的设计、生产、流通和服务环节放在中国，优化母子公司之间的分工关系，促使加工贸易由单纯生产向综合服务和全球运营方向转型。
最后，按照“十二五规划”延长产业链，提高增值含量的要求，在促进内外资加工贸易协调发展的同时，加强加工贸易产业分类评估，明确细化禁止、限制类产业目录，建立准入退出机制，通过财税、金融、品牌认证等手段加大引导力度，积极培育核心竞争力。
2.重视培育本土跨国公司，增强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控制力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跨国公司的全球化, 要提升对全球资源和经济的控制力，获取更大的贸易利益，就必须培育一批在全球范围内有一定竞争力的本土跨国公司。
目前, 我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 很多国内大型企业的主要业务仍集中在国内市场。因此，我们建议研究制定促进中国企业国际化中长期发展战略。深化和落实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开放型经济体制”以及“走出去”发展战略，最大限度地吸收和利用全球高级生产要素，发展和延长国内价值链，并鼓励国内企业向低产业梯度国家转移。政府除了财税、金融、贸易便利化政策支持之外，应在全球主要出口市场设立相应的贸易促进机构，为企业搭建国际贸易网络提供综合性服务平台和境外贸易合作区建设。
3.着力增强零部件和装备制造业的自主研发创新能力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中间品进口大国之一。在最大限度促进零部件进口技术溢出的基础上，政府应该制定政策引导国内企业加强零部件产品的自主创新能力，一方面提升我国本土企业的零部件生产质量和工艺，走出我国核心零部件过分依赖国外的困境，突破“为出口而进口”的被动贸易模式；另一方面促进产业内分工，打造和延长国内价值链。短期内，应继续促进成套机器设备进口，加速国内陈旧设备的更新，增加国内资本积累；但从长期看，应该提高研发经费的投入和效率，鼓励我国本土装备制造业的自主创新。
4.进一步优化加工贸易国内布局，加快产业升级和梯度转移
加快加工贸易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步伐。
一是国家要继续强化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发展的差别化政策，鼓励东部地区利用资金和技术优势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服务业，通过执行差别化税收政策和调整加工贸易商品目录，引导加工贸易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二是国家应加强资金投入，优先支持中西部地区出口加工区的建设。
三是针对我国出口加工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的现状，建议应打破地方利益和市场壁垒，建立全国统一要素市场，保障生产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并且更多地赋予中西部出口加工区物流功能，建设一批报税物流园区和仓库，提升产业配套和产业集群水平，优化贸易链的区域布局。
四是进一步优化利用外资的区域结构，促进中西部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防止东部地区对产业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产生挤出效应。
5.充分挖掘国内市场需求容量，推动全球高级要素向中国集聚
从趋势上看，中国第一波“全球化红利”将趋于结束，而第二波“全球化红利”正在展开。有别于依托低要素成本参与国际分工所获得的第一波“全球化红利”，所谓第二波“全球化红利”，就是通过庞大的内需市场，吸收国外高级生产要素，如技术、人力资本等来推动中国经济升级。总体看，中国吸收国际资本的综合优势并未明显减弱。扩内需政策将进一步激发国内市场增长潜能，逐步提高的劳动力素质和相对完备的配套能力为吸收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外商投资创造了发展条件。
特别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推进和鼓励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措施的实施为提高外资质量和水平提供了政策支撑，区域差异和多层次劳动力继续为多类型外商投资提供了广阔空间。伴随着本土高增长的市场容量，中国正由全球跨国公司的制造中心转变为战略中心和决策中心，这带来了整个价值链的转移，吸引全球高级要素汇聚。此外，中国应积极顺应全球FTA大浪潮，加快推进中日韩FTA、中国-东盟FTA谈判，以及提前研究中美FTA、中欧FTA等战略协定谈判，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利益分配水平，真正推动中国由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
